文 / 刘丽丽
“现在几乎是一点市场都没有,有少量游客也是自助游,不跟团。”有12年从业经验、曾获苏州市金牌导游称号的导游毛瑜星这样说。她之前是专门带出国游的导游,但“从2020年2月下旬最后一个出境团回国后,就进入了半失业和失业的状态。”
“之前的出国游,游客够多,三百人五百人凑起来,可以去包机。现在没有那么多游客,不敢去包机,而且还有熔断机制,旅行社根本支撑不起来。特价游的购物渠道,那些购物店也经营不下去,根本就没有生意。”她说自己的朋友圈里已经没有还在旅游业坚持的导游了。
“经此一疫,旅游业回不到过去了。”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这样说。
一年上了两次大巴
“今年好像至今为止一点生意都没有,2020年到2021年底,我们在携程上挂牌做当地向导游,能维持温饱。”毛瑜星说,这种当地向导游,其实就是散客业务,“通过软件平台,就像喊出租车一样,点一个导游。”
她介绍,这种散客人数较少,可能是一家人或者就是一两个人,一辆小汽车就可以拉走了,有时候甚至不用车,客人到门口等,有点类似于私人订制。但也聊胜于无。
“整个2021年,我只上过两次大巴车,真正意义的带客人,只有一次”,毛瑜星说,在苏州第三届大运河旅游文化博览会期间,旅游局安排了接待任务,她终于见到了久违的旅游大巴车,“还有一次是一批外地人士来苏州培训,需要有人讲解苏州概况,介绍工业园区和城市建设等,其实和旅游不搭边。”
“这一年找了好几份工作,也发过传单,哪里需要都去做,因为不做就可能揭不开锅。”另一位苏州导游这样说起自己的2021年。
如果只是日常生活所需还好,背着房贷压力更大。一位男导游表示,疫情前自己在苏州买了套房子,每月要还将近1万元贷款,原来只要省吃俭用就能还上,因为导游带团队时几乎没什么个人消费,只要有工作,收入还是有保障的。但疫情后收入来源骤减,还房贷成了问题,后来他买了一辆小货车去跑货运。
关于目前的生活,毛瑜星觉得还过得去,因为现在虽然不挣钱了,可是也不怎么花钱了,“原来经常要买包、买手表,现在不需要了。”
“以前为什么喜欢那些东西,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下很容易买到,而且身边朋友都在买,客户也在用”,她回想那些带团的日子,“我上班时曾听一个客人讲,说某个领队特别好,我问哪里好,客人说她和我一样的品位,因为她也用某某牌子的包。这是因为工作水平吗?只是买了个包,给客人留下了这样的感觉。”
毛瑜星觉得,总体来说自己的生活没太大区别,“就是少了一些东西,少了就少了,人家也不知道我有没有。”
2020年2月,疫情突然来了,毛瑜星最后一次在土耳其带团
消失的导游们去了哪?
“有个英语男导游去当外卖小哥,他不告诉别人,偷偷送,还有女导游去做房产中介的。”谈起以前的同事和同行们现在在忙些什么,毛瑜星有点感慨。
她说自己的情况比其他同事还稍好些,至少是苏州本地人,家里老人还能支援一点,“他们都是有家有口,房贷和小孩都要钱,如果不工作,家庭经济就会崩盘,那些在苏州租房的同事,大约已经回老家很久了。”
旅游从业者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生意,也都在寻找出路。
“有一部分学历比较高的人在考研,很多人已经考了好几年,有人考上了,有人还在考。”毛瑜星说,在她知道的人里,有两个考上的,“一个人考到了澳门某大学的旅游管理专业,另外一个人本身会日语的,考到了日本。在七八十号考研的人当中,现在就考上了两个。”
毛瑜星自己也加入了考研大军。“我和比较要好的朋友,是去年决定考研的,打算参加今年9月份的考试。”她们每天有空就看书。
“就算没考上,学了些知识,下次吹牛的时候有新内容了。”她这样调侃。
疫情后,她还参加了苏州市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报了两个科目,一个是化妆师,一个是茶艺师,两个科目都已经学完。但似乎也难以短时间内转化成稳定收入来源。
毛瑜星有时也和前同事合作接一些和之前业务相关联的服务咨询性质的活儿,但量不多也不稳定。她目前没有去做朝九晚五上班族的打算,因为从来没有在办公室上过班,担心没办法适应。如果考研不成功,她也有做全职太太的思想准备。
这些进入其他行业的导游们,等到旅游市场回暖的时候,还会回来吗?
毛瑜星觉得,可能是回不来了。“一方面是他们现在找的工作,有的看起来还算不错,另外如果要三五年时间恢复出国游,35岁的导游一不小心就变成40岁,40岁的人就变成45岁,那时候再喊他们回去,他们也有些力不从心了,有家带口的不一定愿意再带团出去十几天,旅游专业的学生总有的,每年也会有新人进来。”
“流程摸索几次就会了,只要有高素质人才,钱到位,很快就被替代了。”她总结说,“基本上你不和旅游说再见,旅游也要和你说再见了。
疫情期间去博物馆做义务讲解员的导游
“以后的游客不会喜欢领鸡蛋”
“如果空间格局打不开,永远只会活在哀叹中,就算疫情结束以后,仍然有企业找不着北。”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强调,要发现新需求、培养新动能,最重要的是创造新模式。
一线从业者的体会可能更为直接。
毛瑜星的危机感比较强,她经常跟朋友们说,没事要多读书,“带着老年人随便什么公园溜一圈,然后去购物,最后送点鸡蛋之类的回家,这样的团以后会没有的,因为游客里那些领鸡蛋的人,现在已经60多岁了,再过10年,可能大多数没办法出来旅游了。现在四五十岁的人会成为未来的出游主力,这些人他们不太喜欢到你手上来领鸡蛋的。”
她对导游提供的传统解说服务也有自己的看法。
“年轻人的学历越来越高,导游讲的有些故事漏洞百出,10年前在讲山上出现什么神话故事,10年后再讲,人家觉得这到底讲了个什么东西?游客的知识、视角广阔了,刷刷抖音都能获得知识点,不需要从导游这里得到一些乱七八糟的故事,如果这样下去客人对旅游会越来越失望,他们就不会报名,旅行社的生意就少了,干脆就不开这样的单子了。”
“信息时代了,这是游客的选择,”毛瑜星说。
有人说,不要浪费每一场危机。旅游行业还能提供什么新的更深入的服务,留住顾客,实现自我革命?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谈到,现在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游憩半径开始缩小,“疫情发生之前,游憩半径大约是16至17公里,疫情之后锐减到7至8公里,缩减将近一半。”
“我和旅行社的朋友也在研究研学之旅,就是City walk,疫情下我们想让城市里的人动起来,”毛瑜星也做了一些新模式的尝试,她认为可以设计一些不太复杂的线路,在城市里行走,家长可以带小朋友参加,因为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有很多人文历史。但,实际尝试之后,效果并不理想。
“在收客人等方面遇到一些障碍”,毛瑜星表示,她做了很多功课,花了很长时间去摸索去写稿,去了以后客人的收获是蛮好的,但有这样需求的客人不多。
“一次活动是半天时间,收10位客人,一人100块费用,整个活动就是1000块钱,前期的运营我来讲一讲,给客人买保险,再喝几瓶水,还要向平台交点钱。”毛瑜星算了一下账。
“来参加的人基本上都是希望对孩子学习有帮助,”但大部分来咨询的人嫌贵,她表示,“因为不涉及门票,就是纯讲解,全程步行,也没安排餐食,所以有人觉得有点贵,我们觉得也很难。”
虽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探索出一条成功的新路,但毛瑜星反复说了几遍“要刻苦修炼内功”,她每周三下午在苏州博物馆做讲解志愿者。
“传统的旅行社正在向旅行服务机构转变。这种业态不一定靠大公司驱动,也可能是靠大量的工作室和个人品牌来驱动。以个人品牌流量驱动行业发展,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戴斌说。